遗传更重要？还是环境更重要？

通常我们在提出这个问题时，都是对于它们在生物的心理、行为的形成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感兴趣。它涉及到一个很古老的争论，即先天论和经验论的派别对立。现代心理学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做了大量的研究。
这或许是一个很糟糕的提问，因为它让我们轻易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然而习惯性地，我们又常常喜欢这种两极性的提问——模糊和不确定的回答，或者说夹缝式的回答，总是不如非此即彼的简单、明确的答案要受欢迎。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到底是遗传更重要，还是环境更重要呢？

这些争论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些具有代表性的领域里：
智力
当我们在谈论智力时，必须格外小心。智力实际上是一个很危险、也很有误导性的概念，因为它认为存在某种一般性的能力，而漠视了具体的表现。当我们在认为一个人智力高时，往往会认为他很聪明，却忽略了他表现很差的那些时候。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怀疑是否存在“智力”这个东西。
当比奈刚刚发明智力测试的时候，他只是想发明一套方法来辨别那些不太适合基础理论教育的孩子，并让他们接受更适合的教育。他很小心地提出使用这套智力测试的重要观点，强调了人们不应该把它滥用来对个体进行比较。他认为这些孩子没有任何缺陷，只是他们的进步比同年龄的其他人要慢，因此接受更适合的教育能让他们更好地进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高尔顿提出了他优生学的观点，认为智力一定是遗传的，因此必须要阻止能力低下的人组建家庭，生育下一代，因为这样会导致社会的弱化。他很快便使用智力测验来充当一种划分人群的手段，并发明了著名的统计方法回归分析来为之服务。他秉持这样一种观念：基因远比环境重要。能力一旦被基因所决定，我们就无法改变。
那么智力遗传的证据在哪里呢？
传统上，智力遗传有三大主要证据来源：
1.高尔顿发现，智力似乎在家族中不断遗传。高智商的家族中诞生的人智商也很高。然而现在我们不会贸然断定在家族中产生的事物就自然是遗传的，因为家族还会为其成员提供某种环境，影响他们向高层次发展的方式。
2.双胞胎研究。由于同卵双胞胎的基因相同，因此心理学家认为通过研究一起长大的双胞胎，并将其与独立长大的完全相同的双胞胎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环境是否具有重要性了。
可惜最重要的双胞胎研究是由西里尔·伯特报告的。这一二十世纪著名的科学欺诈的创造者捏造了两个研究助手和很可能是大量的虚假数据来支持智力遗传论。他的双胞胎研究后来表明是完全策划好的。其他的双胞胎研究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分开”只意味着与同一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生活，或由该家庭的好朋友来抚养，有时甚至两人还常常见面。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背景十分接近，因此无法提供有力的证据。
3.领养研究。被领养的孩子智商如果与其生母的智商存在很大的关联，就很能表明基因对智力具有很强的影响。然而对这个领域的一个著名研究存在着很严重的材料收集问题和统计问题。
因此，所有认为能证明智力遗传的研究都存在很多问题，因而不具有什么作用。事实上，现在的心理学家们已经开始完全按照比奈的意图来运用智力测试，只将其作为向导来明确某些类型的困难，从而可以提供适当的额外帮助。他们终于慢慢意识到遗传和环境，这两者并没有谁能具有决定性地胜出。
精神分裂症
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精神分裂症都被假定是由某种生理原因所导致的。卡尔曼在46年进行的一项著名的双胞胎研究表明，如果双胞胎中的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那么另一个通常也难以幸免，而且这种情况在同卵双胞胎中要比在异卵双胞胎中更普遍。这一发现经常被用来说明精神分裂症是可以遗传的，但马尔斯豪尔于84年对其进行了谨慎的评估，发现这一研究存在着许多鱼双胞胎智力研究同类的问题。尤其是卡尔曼十分坚信精神分裂症是遗传的，他的研究发现似乎也因此受到了影响（Pygmalion效应/罗森塔尔效应）。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精神分裂症的确诊在73年由于罗森汉的假病人实验被表明可能是很模糊的。而“正常”与“失常”的定义也在变化着。
精神分裂症在遗传-环境争论的另一面是由莱恩以相当极端的方式表述出来的。他认为“用疯狂来逃避”他们在现实中受到的巨大压力才是精神分裂症的真实缘由。莱恩的早期著作影响了很多人，它表明了精神分裂症可能存在十分重要的环境诱因。然而在后期他越来越步上极端。
根据罗斯、卡明和列万廷于84年的观点，我么需要研究人们的生理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认为某种事物单纯由这种或那种因素决定的想法势必会导致对此事物的理解不充分。
攻击行为
攻击是又一个遗传-环境两派争论不休的领域。一些理论学家认为，攻击性是我们每个人都天生具有的，我们需要将其释放出来，而其他人却认为它是环境作用的结果。
弗洛伊德认为攻击是人类具有的一种本能驱动力——死本能的体现之一。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洛伦茨也认为攻击是一种基本的驱动力。他认为攻击是机体所产生的一种持续的能量来源，就像不断被灌满的桶，我们必须要时常向外释放，否则会走向攻击行为的极端。他认为大多数动物社会都具有一种仪式化的斗争姿势来支持这种释放。不过后来的研究都表明，这种姿势不像他想的那么普遍和有效。
同时，攻击也是一种笼统的概念。罗斯等人在84年指出，我们一直在用“攻击”这一个词来描述各种各样不同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在很多方面来讲都不属于同一种类型。他们也不认为攻击具有一种定量。当我们在说某种行为具有攻击性时，并非是说这种攻击性是由一定数量的攻击所引起的。
有两种更偏重环境影响的理论在心理学家中比较流行：
1.挫败-攻击假说。该假说认为攻击行为的发生是挫败境遇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若干项动物研究都已表明，与正常状态相比，过度拥挤能导致更加激烈的攻击行为。
2.模仿习得。该理论可以解释为何某些人在处于某种境遇的时候会做出攻击性的反应，而其他人在面对相同的情况时却不会。它认为，我们会通过模仿来学习，我们最有可能做出的是自己以前曾经看到过的行为。因此，过去接触过攻击行为的个体在处于挫败之中时就更有可能做出攻击性的反应。
事实上，从丁伯根在53年对棘鱼进行的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遗传-环境争论的出口：棘鱼的攻击行为是遗传的（因为每次攻击的方式都完全相同），但这种行为却需要受环境中的信号刺激来引发。这种刺激便充当着攻击习惯的一种触发机制。遗传，环境，缺一便不能使这种攻击行为达成。
感知
当我们要研究感知是通过习得还是遗传得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的一种方式就是看其固定不变的程度。如果它是由基因遗传得来的，我们就不能够改变它，因为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基因。
1.变形和重新调整的研究。各种实验证明，视觉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不管是戴上倒像目镜还是带上两边分别是红绿的有色眼镜，我们都能很快适应。不仅如此，我们似乎还具有某种生理功能来矫正我们的视觉，通过一段时间来使其恢复正常。不过，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具有这种视觉的灵活性——学习能力的增强很可能意味着动物将会减少完全遗传的反应。
2.跨文化研究。安妮斯和弗洛斯特在73年将住在加拿大城市中的克里族印第安人与那些过着比较传统生活的克里印第安人对线条的感觉进行了比较；特恩布尔在61年对俾格米人的研究；西格尔等人在63年比较了欧洲人和生活在传统环境中的祖鲁人对缪莱尔错觉的反应。他们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视觉感知可以经常随着不同类型的环境来调整。
3.剥夺研究。布莱克莫尔和库伯在66年针对小猫的实验表明，如果动物在幼年时期所接收到的刺激受到了限制，那么大约有90%的细胞能够改变它们的功能。大约10%的细胞功能似乎是固定的，但其他细胞的功能都可以随着环境刺激发生改变。
4.对婴儿的研究。鲍尔在66年的实验表明即使是非常小的婴儿也具备了基本的大小及形状恒常性。这种类型的感知具有某些遗传因素，但我们仍然需要通过经验来发展它；吉布森和沃克通过建立“视觉悬崖”发现，似乎许多动物都具有某种遗传的距离感知；范茨在61年的实验发现，婴儿大多更喜欢印花的图形，不喜欢平白的图形。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婴儿具有基本的图像-背景感知。同时，我们人类遗传了某种基本的图形感知，以及一种观看其他人的倾向。
5.对盲人的研究。沃森德于60年对一组天生失明、偶然间恢复视力的成人在进行了研究，发现他们能够真正感知事物的能力十分有限。他们虽然具有基本的图形与颜色感知，但其他所有类型的感知都需要以后慢慢学习。
以上所有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大体的结论：感知的基本方面是遗传的，比如颜色感知和图像-背景感知，或距离感知的基础水平。然而，感知的其他方面都是通过学习得到的，或者至少要通过经验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里还有一道小点心是关于唐氏综合症的。它是由某个人在他或她的母体中形成时获得的一条多余染色体而导致的。患有唐氏综合症的60%的儿童都存在轻微的学习障碍。但若一生下来便开始专门的练习和训练，许多学习障碍都能够得到克服。以前很多得了这种症的儿童之所以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是由于父母期望值的降低加之身体及精神刺激的缺乏。

在如此之多的遗传-环境争论中，我们发现关键都在于我们所遗传的因素和成长经历的相互作用。事实上，通过洛伦茨在动物行为学领域的研究，我们知道遗传很多时候是遗传一种趋势，而这种趋势需要环境的支持。基因影响与环境影响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练习，将其中任何一方独立于另外一方之外来讨论都没有意义。海伯于49年用正在孵化的鸡蛋对此做了例证：没有基因作用，根本就不会有鸡蛋；但如果没有环境支持，将鸡蛋冷冻，它一样会死。

遗传-环境理论的争议具有很重大的涵义，远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意猜想来得严肃。
1.智力方面：如果智力是一种遗传的定量，那么把孩子“分流”向适当的教育形式就会成为一个国家利用其教育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如果智力是可以随着个人的成长而变化和发展的，那么“分流”儿童就只可能产生破坏作用，因为它将孩子模式化了，从而阻碍了他们在学习中的全面收益。
2.精神分裂症方面：如果精神分裂症的出现是个人遗传的弱点，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应该用药物来控制这种烦扰的症状，并且只针对个人进行治疗。但如果它是对无法忍受的社会压力的一种反应，那么个人治疗就不够了，我们还有必要针对整个家庭进行治疗，甚至尝试对社会环境进行改变
3.攻击方面：如果攻击是一种本能驱动力所导致的结果，那么我们就需要控制这种驱动力。人们需要凭借外部力量来防止自己表现出攻击，并且通过安全的“渠道”将其释放。而如果攻击来自于挫败的境遇，那么防止出现国内动荡或其他类型攻击的方式就不是加紧控制，因为这只能增加挫败程度。我们要做的是改善社会条件，增加人民的集会，从而使造成挫败的境遇从一开始就不会出现。